隋昕 | 意象与情绪——《农夫皮尔斯》中的“属灵”觉醒
编者按：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第58辑：弥尔顿与现代政治》，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年8月，页164-186。感谢隋昕同学授权“RUC古典学”公号推送。
中世纪行至晚期，构想中的统一的欧洲神圣帝国在教会与诸民族关系的变化中逐渐分裂，最终演化成了多个独立的现代欧洲政治单元。在欧洲主要国家通向现代民族政治体制的进程中，英国进入现代民族政权的时间确实较早，作为一个“先驱”国家，其革命历程和政制范式被奉为典型，直到今日仍是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某种程度上，英国的崛起是一扇窗，使我们得以预览整个现代欧洲民族的崛起。然而，现代世界对英国宪政的盲目崇拜，往往使人忽略其中所生发的现代性因素。
14世纪时，在英国政治与宗教的连属化（Articulation）[1]进程下，基督化运动已经发展到新兴市镇和农民阶层中。换言之，下层社会受到了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渗透。然而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2]的实质与连属化的目的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民团结起来，尽管当时参政义务已经分配给广泛的社会阶层，尽管当时有能力、有公共意识和道德的多数人是共同体兴盛的重要依靠，但时至今日，若暗中对比英国宪政与现代民主就会发现，个人权利早就把臣民共同体吞噬得一干二净。其中的关键就是个体观念发生的变化。个体的神秘主义何以从少数人扩展到多数人中，何以被高扬甚至压制集体？
沃格林（Voegelin）独具慧眼，为了给这一问题提供线索，他从《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中追溯这一历史过程的精神起点。他称这部作品具有英国的唯灵论色彩，并专门在《政治观念史稿》一书中加以探讨。在这部荒诞迷狂的作品中，大多数读者都能看到对基督教教义的饱满展示、对金钱社会的辛辣讽刺，但沃格林何以认为此书在欧洲思想史的进程中值得一提？
埃里克·沃格林 (1901～1985)
可以猜测，《农夫皮尔斯》至少暗示或代表了社会思想的某种新的转变。追随沃格林的思路，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到基督教如何与英国的政治人民结合以及结合的后果，这也将是《农夫皮尔斯》最隐晦、最难以察觉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有必要按照沃格林的指导来认真理解这部长诗，不单是为了检验沃格林所说，更是为了重新审视这部一直以来容易被人忽视的作品，审视其中最深层的思想价值。
“梦”中觉醒
在诸多古典作品中，梦都可以作为一种“转述”意味的言辞形式。相较于必须顾虑现实逻辑的对话作品，梦作为一种言辞形式，范围更不羁，内容也可以更荒诞。梦暗含着一种疯狂的想象底色，因而这种底色不仅能保护作者的现实处境，也能为他带来更大的好处：毕竟谁也没有权力和手段去约束别人的梦境。既然梦为虚幻，那么以言辞形式记录下来的梦就并非控诉作者的有力证据，而另一方面，真正与他心意相通的读者则不会因此被赶走。作者本身、真正懂得作者意图的人、被作者的奇幻语言所鼓动的大众读者，这三者都如愿参与在作者的设计中。这正是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通过《农夫皮尔斯》所实现的事，[3] 尽管他未必完全自知——他在作品中直接给叙述者冠以他本人的名字威尔（Will），这一勇敢行为反而显出他的狡猾。他的故事浸透着基督教精神，同时对英国社会的现实元素进行了疯狂不羁的变形，即不加节制的想象。
威廉·朗格兰（1332-14世纪末）
此外，《农夫皮尔斯》还有一个难以忽视的特点，即诗人将美德、罪过等各类抽象事物进行拟人化处理，让它们按照符合自身本质的方式，像人一样说话、行事。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朗格兰塑造的属灵角色怀有特别具体的俗世性关切，比如不克扣工资、不让工人加班，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竟然都在角色们的考虑范围内——很难想象宗教还能给人如此具象的指导。《农夫皮尔斯》看起来平和无害，只是小打小闹，但这不过是朗格兰以梦为伪装给自己披上的保护衣，他切切实实地煽动了英国底层人民的情绪，进而启发了个体神秘主义的滋长。
沃格林以这一问题为落脚点，指出激进个人主义的宗教根源以及这种激情对主权国家造成的诱惑。[4] 哪怕是在今天，个体神秘主义与终末论沉思结合的产物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甚至有必要反思，这种可称为毒害的影响是否已经从西方基督教世界扩展到了中国？因此，即便在今天，认真解读《农夫皮尔斯》也显得尤为重要。
在三个略有不同的版本中，《农夫皮尔斯》的第一部分都是《威廉姆关于耕者皮尔斯的意象》（The Vision of William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或译作《梦》，以下简称《意象》）。[5] 这部分的价值在于具有时代鲜明的现实关切，尤其是着重讽刺了神职人员淫荡奢靡的作风。《意象》的根本要点在于它立足普通人，强调每个人在基督教共同体中各司其职的重要性，这一点尤其在皮尔斯的身份中表现出来。同时，这首诗中已经包含着激进主义革命的萌芽，并在内容上与下一首《善、中善和至善之生平》（Vita de Dowel, Dobet, and Dobest，以下简称《生平》）紧密衔接。梳理《意象》的行文并延伸至其与《生平》的关联，可以看出诗人大体上的论调，并窥见这部作品何以被沃格林置于如此特殊的位置上。
诗中威尔是故事的讲述者，结构上大体是他先后两次做梦又醒来，诗人通过他的梦境呈现了对社会现状的描画、对真理的探寻以及耕者皮尔斯的形象。威尔在梦境中出入，作为一名“探访奇闻”（页1）[6] 的修士出场。两场梦所占篇幅大体一致，威尔在梦中先后邂逅了引发闹剧的奖赏小姐、领导众人劳作的农夫皮尔斯。从书中来看，威尔心中充满着对穷人的关怀和对基督教真理的渴求，但同时他本人作为主人公，并没什么突出的苦难或困境，他只是在自己的梦里冷眼旁观这个水深火热的世界。总体上来看，威尔所探寻的问题是：为什么14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化，却表现差劲？根据行文不难看出，作者暗示，问题出在对教义首要原则的理解上。换言之，整个社会已经在宗教上迷失方向，现有的教义解读方式已不可信赖。
第一个梦：奖赏小姐
诗中威尔躺在山间小溪旁，一开始就掉进了一场混乱嘈杂的梦境里。他第一个梦的主题是呈现英国社会的现状：他梦到在小山上的高塔和阴森的山谷间有一大片平原，世间各色人等浓缩在这里，威尔看到了七种世俗人物——勤勉耕地的老实人、奢靡虚荣的人、清心祈祷的人、经商的富人、取悦看客的说唱艺人、投机取巧的小丑、好吃懒做的流浪汉和乞丐（页1-2）。七种世俗人物之外，还有完全丧失了虔敬信仰、利欲熏心的神职人物。悉数列举世间各色人等后，威尔用长段文字谴责教会内部的奢靡腐坏，细数教会压榨穷人、见钱眼开的种种罪过。紧接着国王驾到，他的到来引发了世俗权力的纷争：各种人走上前来七嘴八舌，轮流议论起国王统治与法律的合理性，诗人甚至拿老鼠开会这样的荒诞场景来影射英国议院的混乱场面。
国王已经规定，“农夫为大家生产粮食，辛勤劳作从此成为农夫职责”（页5）。这是全文中国王发布的首要命令，同时，农夫这一身份既是威尔在平原上最先所见，也印证了下文皮尔斯这位老农民的正当性和重要性。诗人显然认可踏实劳动的品质，换言之，他认可底层人最为普通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反的是，社会上层却秉持着金钱至上的伦理观。在威尔的梦中，一面是虔诚老百姓的热闹生活，一面是肮脏黑暗的上流社会，当时的广大教众作为读者心中会偏向哪一边，简直一目了然。
农夫皮尔斯
威尔梦中的媒介是神圣教会（Lady Holy Church）。[7] 就当威尔在田上观察游荡之时，神圣教会出现了。她提到这些人的表现，还说山上那塔归真理（Truth）所有，山谷里的塔则归虚伪（Wrong）所有。显然，从诗中呈现的视野来看，这块田处于中间位置，如果真理之神降临，从田上轻松看到。追寻真理是全文中恒久的主题，真理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非常遥远，需要自己主动探寻。然而，从次一级的日常德性来看，朗格兰的戏谑之处在于，诗中出现的各类美德与恶习的形象都完全拟人化，他们不仅能与普通人对话，还像人一样容易犯错。换言之，原本的神性沦落为人性。
神圣教会娴熟运用圣经，开口就是教义，一副说教的腔调，但威尔并没马上就认出她是何许人。夫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威尔面对这位赐予自己信仰的神圣存在，慌忙下跪并问了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救赎自己的灵魂？“救赎”（Salvation）多次出现在问答中，是贯穿全诗的关键词之一。这当然是一个切己的问题，人人都会关爱自己，至少在心里暗暗希望自己能向上走。神圣教会冗长的回答只需一句话就能概括：“试遍所有珍宝，唯有真理最好。”（页14、16）这句箴言她重复了两遍。可是威尔不明白，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接触到真理。
接下来出现了另一个关键词“仁爱”（Charity）（页16）。神圣教会又来了一长串说教，简而言之就是仁爱与真理有关，必须践行仁爱。她强调说，真理的知识源于自然，它能教人发自内心地爱上帝。威尔对其中的原理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只关心自己怎么接触真理的知识——威尔渴望关于真理的知识，但他并不渴望探究真理知识的来源。威尔想要直观真理的诉求仅停留于表面问题，当然可以说，他关心这种现成的问题与他平庸的智识水平相配，但更要注意的是，这种浅尝辄止的取向与经院哲学追本溯源的习惯完全相反，因而导向个体神秘主义萌芽。神圣教会的字里行间都在暗示威尔没有知识只能怪他自己，怪不得别人。威尔确实为自己不具备关于真理的知识而自卑，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底层平民的自卑，因为没有知识意味着难以接近真理，缺乏获得救赎的通路。神圣教会没能打发走威尔，威尔跪下又问，如何识别虚伪（False）（页20）。
很难定性威尔这个问题是否有必要：他既然接触不到真理，又有什么能力去辨别虚伪呢？更进一步，威尔真的有必要凭自己去认识真理和虚伪吗？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谁拥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关于地位低劣者是否应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这一问题，霍布斯（Hobbes）有所论述。在霍布斯看来，辨别善恶是统治者的权利，臣仆或子民则不配拥有辨识善恶的能力，他们即便有这一智慧能力，也无法运用。霍布斯在说明这一点时恰恰引用了基督教的经典故事——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亚当和夏娃吃下果子后，意识到上帝让彼此赤身裸体，顿觉羞耻，并以此为恶，却不知道自己作为被造物妄议支配者的指令更是恶的。上帝果然因此震怒。[8] 在《农夫皮尔斯》的语境中，威尔的发问代表了截然相反的诉求：普通人也需要拥有看透正误、善恶的全知之眼。某种程度上看，威尔代表了英国社会连属化的必然结果：他这种对道德裁断的好奇与试探显得理所当然，就是因为民众阶层在道德意识上的自觉。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向心力基于这种自觉才有可能形成。不过，在威尔与神圣教会徒有其表的等级关系下，他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没什么不正当。神圣教会继续磨洋工，她把善恶的冲突转移到奖赏小姐（Lady Meed）身上（页20），并称奖赏是自己的劲敌。神圣教会即将向威尔揭示这位美娇娘与虚伪的关系。引入这一新人物后，接下来，故事重心将发生转移。
霍布斯（1588-1679）
神圣教会在这一段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虽然威尔的发问淳朴、寻常甚至有些发傻，但神圣教会的回答也没怎么有启发性，所给的建议也都是空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么她没有威尔心里所想的那样圣洁伟大，要么她有愚弄威尔的嫌疑。不管哪种可能，都让人不太舒服——这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底层民众对教会组织的看法。虽然对话内容关乎宗教，但神圣教会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避重就轻、耍小聪明，从而把平民对神圣权威的灵魂叩问变成了俗人间的拌嘴。她没有与自己其名字相配的权威、包容、耐心，反而像个擅长争吵讥诮的市井妇人。她确实比威尔这样的普通人要高，但没达到属世凡人与属灵事物之间应有的差距。在朗格兰笔下，某种鸿沟正被不知不觉地消弭。
奖赏小姐身着华美的红袍出现在威尔眼前。她的确跟神圣教会在一些方面势均力敌：二人都心有所属，神圣教会的情郎是诚实，而奖赏小姐很快要与虚伪结婚；她俩“一样能随意出入教廷”（页21）。但奖赏小姐是虚伪的私生女，他们的婚礼意味着虚伪竟然与自己的私生女乱伦，因此，不管是出身还是婚姻，奖赏小姐都更为低劣。助婚者们也尽是恶人：欺诈、狡猾、圣职买卖（页22-25）……讽刺的是，诗人把这些恶习和神职人员、公职人员甚至民法放在一伙，这无疑暗示他们沆瀣一气，品行堕落。由此，宗教事务就不能再依赖“官方”，而是需要寻找新的依靠——从诗人在文中提供的场景来看，读者不得不思考，这一依靠是不是会落在每个人自身？
但此时神学（Theology）突然跳出来反对这门婚事（页24），他声称上帝已把奖赏小姐许给真理。那么，奖赏究竟该归于真理还是虚伪？神学自己主动引入了世俗事务——他建议奖赏小姐带上自己的新郎去伦敦的法庭，由它们裁断这门婚事是否可行（页25），法律将辅佐真理的正当性。这对新人和助婚的狐朋狗友在去往伦敦的路上就提前开始了婚礼的狂欢，整个场面十分迷狂（页26-27）：奖赏小姐骑在了郡长身上，虚伪乘坐陪审员，圣职买卖和民法骑在了法院传票员身上，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跟在他们身后……
将人作为牲畜来骑是极有羞辱性的行为，对当时上层官吏心怀怨气的人读到此处必定心里舒畅。诗人仿佛就在这场梦境的背后对读者呓语：看，这些衣冠楚楚的高官都是可笑的、可悲的，是可以羞辱和颠覆的。诗人所用比喻之疯狂甚至会让知识人感到难以启齿。在此，权威的形象乃至品性已完全败坏，降为低劣之辈的玩物。
真理“看得真切，但却默默不语”（页27），他只是赶在这群恶人之前向国王通风报信。这一情节暗示什么都逃不过真理的眼睛。真理并没有把这些恶人就地正法，他本人的态度表明自己不屑于与各类低劣之物交涉，但更有可能的是，真理自身没有执法的现实功能，因而不得不和手握实权的最高属世权威站在一起。国王听闻这一混乱场面后，下令把虚伪一伙人杀死，唯独留下奖赏带回来。即便奖赏与恶行沆瀣一气，她仍然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连国王都要仰仗三分。更讽刺的是，虚伪此时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恶人作派：他丢下新婚妻子，和助婚者们一哄而散，只留下奖赏小姐被孤零零地抓走了（页27-28）。
奖赏小姐并没有就此放弃挣扎，她利用自己的本性和优势贿赂了当权者。法官、牧师、国王的幕僚纷纷被奖赏小姐的金钱力量诱惑。然而，在她的每一段花言巧语后面，作为旁观者的威尔都根据圣经给了她一番评论和指责。这种排布暗示奖赏小姐有违基督教真理。然而，国王和神学分别作为属世和属灵的权威，都认为奖赏小姐的错误仅在与虚伪结合。国王决定原谅她，并把她赐给名叫良心（Conscience）的骑士做妻子，但良心竟然拒绝了，还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页34-35），斥责不仅奖赏小姐自身作恶，而且对她的惩罚几乎都因金钱而失效，因此，她总是败坏正义。
奖赏小姐回击道（页36-38），回报或说金钱对社会上任何工作和付出都有必要，赏赐是社会的原则，而且任何人没钱都活不下去，这正是她的正当性所在。国王对于奖赏小姐义正言辞的反击大加赞赏，良心骑士不得不再次应对（页38-42）。良心指出金钱具有两面性，上帝赐予好人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奖赏，权贵供养坏人的奖赏则不正义。这一论断主张舍财修德、去恶从善，饱满地体现出基督教的意味，同时表明钱财在物质世界中的暧昧不明的性质。这种暧昧不明同样体现在奖赏小姐的言辞和经历中，莫不如说，暧昧不明就是奖赏这种物质财富的本质属性：在某些层面上，财富会造成恶，在某些层面上，财富又是个人和共同体都必须赖以为生的东西。
诗人借良心和奖赏你来我往的辩论充分表现出底层人民的立场。由于良心拒绝了奖赏小姐并率先开战，论辩因而展开。奖赏小姐伶牙俐齿，又受国王偏爱。她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维护了自己的恶，但她显然也被良心引经据典的批驳弄得下不了台，她不具备在智性与美德角度正面迎战良心的能力或说天赋。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阿里斯托芬《云》（The clouds）中正理和歪理的经典对驳——品性较低者似乎总显得跋扈一些。幸好，在理智（Reason）的影响下，国王终于意识到奖赏小姐完全是在败坏正义，并发誓要在一众美好德性的辅佐下治理自己的国家，虚伪和邪恶也得到了各自应有的报应（页51）。威尔目睹了这一切，这说明国王可以争取、可以劝说、可以代表民众对正义的向往，这也是连属化的重要环节：社会各阶层期待国王能作为生存之代表，组成一个封闭的王权国家。同时，理智的出现战胜了钱财在物质世界里暧昧不明的本性，对于理智来说，金钱并非暧昧不明，只要良心愿意运用理智。不过，现实世界的属灵秩序还是败坏了，作者在此描绘的良好愿景恰恰表明实际情况与此相反。
阿里斯托芬（约前446一前385）
第二个梦：忏悔与劳作
围绕在国王身边的闹剧终于落幕，威尔这时候醒了，他对于没能在梦里多看一会儿的惆怅还没消散，困意再次来袭，他又睡着，进入了第二个梦。在梦中，他始终是一个追随着繁复场景的被动观看者。威尔再次回到平原上的众人之间，理智在国王的陪伴下向全国的臣民布道，告诫在场的每个人要更好地生活（页54），然后理智退场，接着是忏悔的宣讲——与此同时七宗罪的拟人形象登场（55-70）：骄傲（Pride）、肉欲（Lechery）、妒忌（Envy）、忿怒（Anger）、贪婪（Avarice）、饕餮（Gluttony）、懒惰（Sloth）。这七个拟人形象分别以符合其本性的方式进行忏悔。
最先忏悔的是骄傲和肉欲二人，他们祈求上帝宽恕自己放荡、狂热的罪过，悔悟的态度十分坚决，诗人对此着墨不多。第三个出场忏悔的是妒忌，他“衣冠不整”，“颧骨瘦削，面色暗淡阴沉”（页56），这正是机关算尽、内心黑暗者才会有的面容。妒忌自我忏悔说，他见不得别人过得好，他习惯于幸灾乐祸、背后使坏，而且内心狠毒，一起争执就想致对方于死地。忏悔提醒他，“为罪孽而悔恨就能拯救灵魂。”（页57）
接着前来忏悔的是忿怒，他从前与牧师对立，就是因为他教会乞丐以花言巧语讨好富人，所以“游乞僧”才会兴起去瓜分牧师的收益。忿怒常常恶语挑拨他人，并且十分冲动。忏悔警告他“务必清醒”（页59），命他痛改前非。随后贪婪走上前来，邋遢的容貌恰如其名，整个看起来一副皮囊被掏空的样子。贪婪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占小便宜，他称自己“欲壑难填”（页60），做生意总是缺斤短两、缺乏诚信。
忏悔对他格外重视，反复诘问贪婪到底行过哪些不义，结果发现他偷盗抢劫，还向贵族行贿。末了，忏悔要求贪婪必须还清每一笔债务，否则得不到宽恕。贪婪闻此，恨不得当场自杀，幸而忏悔运用自己的言辞把他劝了回来，鼓励他行善赎罪。这样看来，贪婪的罪行似乎最严重，而忏悔在七宗罪里对贪婪的要求最多、劝诫和责问也最多。可想而知，在七宗罪中贪婪与金钱的关系最密切，而金钱在大多数人看来正是俗世生活最要紧的东西，因此，关于金钱的罪过也就最值得关注。七宗罪的忏悔之路一个比一个艰难——饕餮实在嘴馋，就连在去忏悔的路上也能拐进酒馆，一喝就是一整天，醉后狂吐不止。饕餮本人极其不节制、极其不体面，他完全缺失身体性的自持，更别说精神上的修为。
最终，在忏悔的呵斥下，饕餮明白了自己暴食痛饮、浪费食物的罪过，发誓斋戒。七宗罪里最后忏悔的是懒惰，这样的安排合情合理，因为确实很难想象懒惰做事时会冲在前面。他对待任何事都十分消极，“蓬头垢面，睡眼朦胧”（页67）。懒惰的个性带来的后果是他不诚心勤勉地礼拜敬神，也从不主动忏悔自己，而且忘恩负义，难以回报他人。甚至在这次忏悔的中途，他就已经睡着了。最后，懒惰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忏悔，立志不再懒怠。
七宗罪都受到了忏悔的感化，世间的罪恶得到了净化，进而应该开始寻找真理。这一插曲可以看作上下文间的过渡，因为此后是失控的饥饿（Hunger）出场，涉及饕餮罪、贪婪罪、懒惰罪。眼下，众人寻求真理无门，全都茫然无措。就在这时，耕者皮尔斯首次亮相，他作为真理的圣徒，自然而然、充满仁爱地担负起点拨众人的使命——
“凭圣彼得起誓！”农夫走上前说，
“我认识他如学者熟悉自己的书。
是良心和常识介绍我结识他，
并要我发誓将永远为他服务，
我有生之年为他耕地种田。
我已经跟随他整整四十个年头——
既为他种地，又为他饲养牲畜，
还料理屋内屋外的各种家务。
我开沟、挖地，按他的吩咐干活，
时而播种耘田，时而收割打晒，
无论裁衣缝布，还是补锅修剪，
或是纺织搓绳，全听真理使唤。
虽是自夸，但我确是鞠躬尽瘁；
真理报酬丰厚，且有额外赏金。
对于穷人他是慷慨的主人：
他支付的工钱从来就不过夜。
他说话亲切和蔼，像羊羔般温顺。
假如你们想知道他住在哪里，
我愿意马上就全部告诉你们。”（页73）
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皮尔斯与圣灵的亲密关系——他对真理平日的作为、性情乃至地址这些基本信息了如指掌，然而他不是高级教士，甚至也没什么文化，只是个种地的老农，却“走上前”，说自己了解真理，还说自己已经侍奉真理很多年。正如诗人前文着重刻画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与底层民众的分裂，必须注意到，这里与圣灵的沟通也不再是通过传统的即教会布道的方式。诗人塑造了一位绕开上流社会、迎合底层平民的圣灵，建立与这种类圣灵的亲密关系无需像教士一样学养丰富——毕竟皮尔斯只要做一些常规的农活就能属灵——唯一的要求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尽力。那么，听到这首长诗的民众会怎么想呢？
当多数人意识到皮尔斯的活计并不比自己从事的活计高贵，可以想见，教会千年来搭建的精美诱人的教阶体系就不再吸引底层民众，而皮尔斯的荣耀给无数常人带来直接属灵的自信。真理仿佛没有更高级的事情需要操心了，只是围绕着农民的诉求打转转；真理会给皮尔斯丰厚的报酬，从不拖欠工资——珍视精神财富胜过物质财富的只是少数人，对于勉强度日的底层民众来说，一想到神圣真理能给自己这么贴心的钱财补贴，他们毫无疑问会对真理更生出一份亲近。但是，既然民众看重财富胜过看重精神世界，那他们试图属灵也就无疑高估了自己，即便一时属灵，最终也会回到最实际的物质关切上。而当无数的“耕者皮尔斯”达到前所未有的属灵高度却不得不低下头面对自己毫无改善、依然匮乏的物质条件时，这种落差就很容易引发社会动乱甚至战争。圣灵能够体谅我的辛苦劳作，圣灵能够给予我最高的指点，圣灵能付给我丰厚的报酬……圣灵不再高高在上、被教廷藏着掖着，而是充满亲和力，愿意跟每个寻常个体直接沟通。圣灵的世俗关怀过于浓厚和具体，简直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老板，而非一尘不染的属灵事物。
皮尔斯免费给这些朝圣者指路，他详细地描述了众人路上将要面对的种种考验，简而言之，他们需要经受各种德性的试炼才能见到真理，有美德的人才能走到最后。但众人宁愿皮尔斯带自己前去。皮尔斯允诺自己可以带众人去见真理，只要他们帮自己种半亩田。皮尔斯的职业身份普普通通，但他对朝圣的众人具有天然的领导权。他首先井井有条地给众人分配了工作：男人耕地，女人缝衣袍；其次，皮尔斯自己也会给众人提供吃食，他本人将为众人服务，不辞辛劳（页80）。皮尔斯有一套自己的正义标准，包括善待穷人、怜悯弱者、厚待诚实肯干的劳动者。与之相对，他关于有人偷懒的愤怒具有正当性。皮尔斯召来饥饿，让他驱赶那些偷懒的无赖回去工作，饥饿应声而至，痛打偷懒的恶人，于是众人更加努力劳作，只求饥饿赶紧离开。但皮尔斯还担心饥饿一走人们又不好好工作，于是请教饥饿，自己应该怎么驾驭（overmaster）众人——他用的并非“引导”“帮扶”，而是“驾驭”这个词，其中包含了皮尔斯拯救众生的使命意味：
“因为靠你力量我已惩罚无赖。
但你走之前，我有事请教，”他说，
“对乞丐和无赖怎样处置最好？
我知道你走后他们又要捣乱；
痛苦教训此辈现在如此驯服，
饥荒迫使他们顺从我的意志。
可主为人类赎罪，他们皆我同胞。
真理敦促我去爱他们每个人，
并在必要时给他们一切帮助。
请你告诉我该怎样做最好：
如何驾驭他们，使其辛勤劳动。”（页87）
皮尔斯对自己的职责很清楚，他深知自己作为农民，理应喂饱整个社会的人。为社会提供基础的物质财富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他也知道，人们服从他是因为渴望食物。皮尔斯认同并接受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皮尔斯在众人间的权威说明，未受教育的底层人也能像智识人那样成为成熟、崇高的基督徒——皮尔斯的出场展现了一种宗教上连属化的倾向：英国的连属化不仅仅在政治上实现，低等阶层同样在宗教事务中争取自身的某种权利。
暴露本性缺点，这在《农夫皮尔斯》中似乎是突出的内容：上文有奖赏小姐几番施贿，这里又有饥饿显示自己贪婪暴食的本性。就在刚刚，饥饿不仅把懒人赶回去工作，还给皮尔斯提建议，告诉他如何处置不想工作的人，但现在他说，自己不饱餐一顿是不会走的（页90）。皮尔斯及众人只好疯狂劳作，直到饥饿酒足饭饱，沉沉睡去。然而此时正值收获季节，新鲜上市的充足的食物使得众人再次懈怠：无论是“乞丐”“无赖”还是“一无所有，凭力气吃饭的雇工”（页91）都开始嘴馋美味佳肴，无心劳作。
饥饿既是他们刚刚解决掉的大麻烦，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经不住食欲诱惑的魔鬼。诗人这一编排显示，饥饿使人过劳，也使人暴食：饥饿带来的后果是循环的。这里需要注意，皮尔斯已经在谈如何对待不工作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实质上的裁断官和执行者。这一形象是他出场时就既定的，他并非逐渐摸索成长成这样——他一开始就在智识和虔诚的经验上优于他人，而且对待自己俗世中的工作也十分认真。且不探究农民这一职业是否能达到这种水平，光就此处呈现的特征来看，皮尔斯代表了一种新的中间知识人阶层，这一类型的人将在连属化进程中大展身手。皮尔斯本就是如此卓越，“农民”这一职业非但没给读者带来任何卑微的印象，反而给他增加了朴素踏实的美德光辉和亲近感，他需要的只是最后那一下子点破一切的觉醒。
皮尔斯的觉醒来得顺理成章。真理捎信给皮尔斯，让他在家安心耕地，还给这群耕地的人赎罪券（页94），行善者可以凭此上天堂，作恶者则要下地狱。真理对皮尔斯的训诫再次强调了他在社会的底层地位，正如沃格林所说，皮尔斯是提供属世财富的那个社会等级的代表。他是在作为一个谦卑的劳动者效法基督的生活。他们讨论了谁有权使用这张赎罪券，大体结论就是各司其职的人都有资格享有——神圣恩赐可以被众人瓜分，获得恩赐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无需高贵的出身地位或什么渊博的学识。乞丐和律师被排除在免罪者之外，因为不劳而获的行为不被允许。此处又接续了神职人员的出场——前来拜访皮尔斯的教士愿意帮他翻译并解读赎罪券上写了什么。
正如威尔所见，赎罪券上只有两行字：
行善者必将获得永恒的生命，而作恶者则将受烈火煎熬。（页98）
这正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内容。但教士说，他在赎罪券上可没看到关于赎罪的东西，只看到奖赏好人、惩罚恶人的训诫。跳出文本，回到时代背景来看，赎罪券本身就是基督教对自身早期严苛教规的退让，这种退让来自外部文明环境的压力：赎罪券纾解现世的惩罚，可以使大众更高程度地基督教化。但现世的惩罚并不等同于所有罪业的豁免，这就是说把赎罪券作为天堂的入场券纯属无稽之谈，这种错误的置换与教会放任兜售赎罪券的行为难逃干系。到了14世纪，赎罪券泛滥的风气掺杂着大量金钱利益席卷整个欧洲，这甚至成为路德（Martin Luther）改革的直接因素。[9]
Letter of indulgence from 1455
皮尔斯听教士说自己的赎罪券无效，气得撕掉了赎罪券，发誓说他再也不要干农活，而是要投身于祈祷和修行：
“我将停止播种，也不再辛勤劳作，
绝不为填饱肚子而忙忙碌碌；
往后祈祷和忏悔将是我的犁，
用哭泣代替睡眠，尽管缺乏白面。”
（页98-99）
皮尔斯莫名其妙的愤怒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诗人没说皮尔斯为什么大动肝火。他究竟对谁生气，是对教士想当然的解读和否定不满，还是认为自己兢兢业业的劳作理应得到特殊的恩典？很有可能教士的妄加猜测冒犯了神圣真理的亲和形象，根本上来说，则是冒犯了单凭朴素的劳动就接近属灵世界的皮尔斯本人。然而真理赐予耕者皮尔斯的赎罪券本就暧昧不明，真理没有说清楚这份赎罪券究竟是用于免去在世的暂时性惩罚，还是死后用来消罪的。
第二，皮尔斯发誓的时候不断援引圣经，而当教士轻蔑地问他从哪里搞到这套学问时，皮尔斯的怒火更盛，这似乎在表达并非只有教士才有资格学习基督教学问（页99）。诗人对皮尔斯发怒的处理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对此尚无学者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有人将其与摩西之怒做类比。这样一来，皮尔斯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农民变成了基督教义的权威大师，甚至暗示着立法的可能。无论诗人是否有意让皮尔斯模仿摩西，皮尔斯的表现都证明，诗人同意个体基督徒可以过基督式的生活。归根结底，这种显得僭越的怒气代表着底层民众的觉醒。皮尔斯撕掉赎罪券，这一举动带有革命式的激情与怒气，一位农民在这样的激情中坚定地宣布，他要抛弃俗世生活的劳作，转而投身属灵生活。究其根本，皮尔斯这样的普通个体已经获得了与神直接沟通的权利，无需教会作为中介，这其中暗含着可怕的可能性：体系或说秩序的取消。另一方面，皮尔斯因教士的质疑而变得愤怒，这反映出他本人的不自信，并从根本上暗示出，他所代表的这股去除旧势力的力量本身是残缺的。诗人从教会退回内心世界，本能地厌恶旧有属灵秩序，但又不能超越这种局限性——皮尔斯这样的人无论见识还是能力都不足以建立新秩序。
威尔第二次醒来，他在梦里还是没能见到真理。趁着印象尚存，他赶紧思考梦的含义，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教廷的宽恕是有效的，但为了审判日做准备，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行善——这直接引出下一首诗的内容。
从《善、中善和至善之生平》里，大致能看出“善”是指人在基督教义的指导下过积极的俗世生活；“中善”指的是退出俗世，过更加接近沉思的生活，忍耐、仁爱，帮助并教导他人，如果对应神职的的话则为牧师；“至善”则进阶到权力地位，肩负惩恶扬善的使命，对应主教。沃格林将其凝练地概括为“涤罪、启示和融合”，[10] 从畏惧上帝、受苦受难再到灵魂与上帝的律法融为一体。恐惧可以作为最低级的手段，但不能取代道德训诫；然而在最高级的阶段，道德训诫也将被超越，转向纯然的理性。可以看到，第一首《意象》中的皮尔斯已经占全这三项善的变形，他将往更超越的地位走去。全文的特色在《意象》这一部分全部体现，同时这一部分也流传最广、最通俗易懂。
新兴政治情绪及其宗教化表达
《农夫皮尔斯》在文学史上当然不如大家名流的作品，况且其浓厚的基督教气质显白地言明了它的实际功用旨在针对教徒。这成功地迷惑了大多数文学家与史学家，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数研究都把《农夫皮尔斯》简单归为“基督教文学”，并加上一句“反映了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的对抗”这类评论，然后不再多加考察。然而沃格林却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选出《农夫皮尔斯》作为重要的文献材料进行梳理，如前文所述，这是因为他发掘出了这部作品背后的深层思想意义。
《农夫皮尔斯》并不像其体裁与内容上呈现的那样简单。不论作者本身是否自知，它都代表了某一通向现代性的精神节点。它不只印证了基督教与英国政治人民的结合，更体现出圣灵已经直接进驻“农民”等千千万万寻常人的心里——这是颠覆和革命的种子。同时要注意，朗格兰是用英语写成《农夫皮尔斯》的，这种盛行民间的做法注定此书能够面向更广泛的教众。
若简要概括《农夫皮尔斯》与当时社会思想现实的关系，可以说，威尔一连串的“意象”故事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对政治社会的看法和态度，但这些看法和态度又实在粗糙、松散而平常，难以构成某种思想，仅仅作为社会情绪而存在——沃格林之所以重新提起《农夫皮尔斯》，关键原因在于这部作品兼具宗教性和一种新的政治情绪，也可以说它是政治情绪的宗教性表达。这段普遍的社会情绪置于历史中，将成为泛滥的个体神秘主义等现代性精神品质的萌芽。沃格林敏锐地看到，虽然《农夫皮尔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特别重要，但其中农民这一意象对自己灵魂的关照，则几乎发展成一场绵延数世纪之久的精神革命，因此必须对照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来考察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简而言之，沃格林的视角使得《农夫皮尔斯》得到了全新的、整全的审视——至少，沃格林指出了重新考察文本乃至重新考察这段历史的必要性。
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应先审视政治连属化和经济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变动——农民战争问题。当时，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由于经济现代化的压力，农业人口在向城市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农民一方面不可能再安于传统的农业体制轨道，另一方面又不能适应货币、市场、劳工环境的不友好现状。在此状况下，人口甚于以往的流动使得对上层不满的政治情绪传播到多个社会部门，造反的主体已经从古典模式的骑士转变为农民。沃格林提及扎克雷起义和英国农民起义来佐证这种情绪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社会上层广为流传着追求神秘属灵事物的风气，这一状况与农民战争混合，就产生了唯灵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觉得自己属灵，那他们必然违抗体制。
在这一时期，拉丁基督教内部分裂，形成教区。一统式的基督教衰落，教区式基督教兴起。从一统到教区的基督教背后还是政治含义：神圣帝国式的权力构想日趋无力，地方王权和地方教会把财政权和任命主教权都握在手里。属世的王权与属灵的神权都在追寻统一，在王权与教廷的冲突之间，民族国家有了生长的机会。地区性精神运动兴起，各类修会团体的精神吸收了政治力量，比如武士修会参与十字军东征、托钵修会进入市镇布道团。教宗体制仍是教区化的制度性基础，但阿尔比教派这类新势力已经试图摆脱罗马教廷的专制，带有了分离主义的倾向。在基督教教区化运动中，民族主义因素的力量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是教区化运动中最重要的特色。尽管王国组织和民族主义都做出了努力，但这次宗教运动还是没有重新立教的实力。这个目标到了路德和加尔文那里才得以实现，或者说，直到路德与加尔文时代才在某种程度上酿成大祸。[11]
左加尔文（1509-1564）
右马丁·路德（1483-1546）
罗马教廷没能守住属灵的维度，参与了税收、建国等等俗常事务。罗马教廷的观念性架构失序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修会，二是积极性神秘主义的高涨。沃格林直言神秘主义的根本性危害——对现有秩序的疏离，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制度的反抗。广大基督徒从等待被救赎的消极者变成了主宰自身、自我拯救的积极者。沃格林直言不讳：新教在本质上更是个人主义，即信教不需要他人约束。基督教带来了普遍的平庸，神秘主义在基督教中汲取了新教的个人主义精神资源，从而与政治挂钩，让底层人产生了自我膨胀的错觉和对共同体的漠然，这最终会破坏文明的秩序。民众毕竟是任何政体中的大多数，产生自民众的情绪必然因其规模和强度造成社会的震荡甚至变动——若人人都自认为有资格直接与最高存在沟通而又实际上缺乏理性、节制或智慧，那么政治秩序将走向何方？
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的情况不但为英国宗教改革的特殊性奠定基础，进而导致了其启蒙运动的特殊性，还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性——当今对启蒙运动的普遍误解正是源于夸大了英国的特殊性，而英国特殊的启蒙精神不能等同于真启蒙。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大多在王权君主的支持下展开，或可以说专制处于和启蒙联手的位置上，英国则是唯一的例外：由于专制王权与宗教联手形成国教，所以英国激进启蒙的根源变成了反国教、反体制，个人自由、良心首位等观念挑战了权威，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个体自负的倾向，这就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密切相关。
在沃格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把农民皮尔斯这样一个普通的底层人与耶稣基督联系起来并非什么好事。这样的举动不仅越过了社会的现实秩序，还带来精神上的放肆和败坏。在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看法中，统治不仅必需而且有益。几十年前，施米特（Schmitt）也同样说过，“统治”这一事物本身即便被自由主义消弭了政治形态，也将以经济、军事等其他面相出现。[12] 如果我们足够冷静，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错误意见的永恒破坏力远比现实遭到的短暂伤害更难根除。沃格林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向我们传达出：秩序始终是必须守住的最终底线，即便当今时代的各类呼声实在令人迷乱。翻开《农夫皮尔斯》，其内在的呼声与今日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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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译采用“连属化”一词，意指一个社会在充分认识到内部各群体阶层、成分的条件下充分融合，并具有共同的目标意识。从原始部落到政治社会，由于共同体的目标不同，其连属化的形式以及判断其是否形成连属化的条件也各不相同。详参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中世纪晚期（修订版）》，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50。
[2] 在沃格林的语境下，宪政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在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权利和民主意识，这显然具有封建要素。；宪政下的自由权利与现代民主制的自由权利完全不同。
[3] 沃格林并未处理《农夫皮尔斯》的作者身份的这一文学史公案，不过，该问题既不影响文本理解，也不关涉政治史大问题，因此我们无妨按沃格林文中的思路，把作者按朗格兰来看。
[4] 参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中世纪晚期（修订版）》，前揭，页196-197。
[5] 《农夫皮尔斯》手抄本多达五十余种，主要版本分为A本、B本与C本：A本的《意象》含序言和八小节，《善、中善和至善之生平》含序言和三小节；B本的《意象》含七小节，《善、中善和至善之生平》被扩展为三篇序言和十小节，多为现代译本所采用；C本篇幅则更加庞杂。三个版本在年限、意象详略上各有不同；在B本和C本中，主人公的梦所占篇幅更长，梦的内容、结构也层层叠叠更加复杂。关于《农夫皮尔斯》三种版本的具体情况，参Peter Sutton, Piers Plowman: a modern verse translation / William Langland; translated by Peter Sutton,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4, pp. 4-20。
[6] 见兰格伦，《农夫皮尔斯》，沈弘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页1。文中所引中译皆来自此书，引文的随文注为中译页码以便读者查阅译文；英译参William Langland, Piers Plowma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Passus V, 537-555，PassusⅥ, 201-211。
[7] 中译未将“神圣教会夫人”完全译出，因为一开场威尔就已经称神圣教会为“夫人”，见兰格伦，《农夫皮尔斯》，前揭，页13。朗格兰将教会组织的拟人形象设为女性，这与下文奖赏小姐的身份相对应，同时易于凸显出她们之间的性格差异。在诗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女人针锋相对，读者甚至可以猜想她们或许会暗暗勾心斗角。
[8]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161。
[9] 参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修订版）》，孔新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294。
[10] 参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中世纪晚期（修订版）》，前揭，页200。
[11] 详见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修订版）》，前揭。
[12] 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93-98。
作者简介
隋昕，1997年生，内蒙古赤峰人，2015-201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在读硕士生。
● 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
编辑|段奕如